1月1日，深圳9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开始在全国上架，将人们的视野，再次聚焦到深圳的青春文学发展上。

袁博、赵荔、谢然、欧阳婧祎等数十名成长中的青春文学作家，以及上万名藏身在深圳各中学文学社里的青春文学后备军，这是经历过近20年发展的深圳的青春文学文坛给深圳的成果。

回想1999年，韩寒携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威，大摇大摆地闯入几乎被传统文学作家垄断的中国文坛，扰乱了一池春水。很快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青春文学作家渐次走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如今来看，当年那些几乎不被所有人看好的青春文学作家，一路却走得风生水起。2014年，又拍电影又写书，韩寒和郭敬明赚足了国人眼球的同时，也赚足了国人的银子。反照深圳，这个青春文学发源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当量的青春文学巨星呢？

可观的文学市场

消费人群主要面对青少年读者的青春文学作品，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一批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大肆吸金，成为文学市场一景。

2014年12月底，第九届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显示，2014年版税收入前十名的作家中，青春文学作家江南、韩寒、郭敬明分别以1700万、1500万、1300万的版税收入排在第五、六、七位，而韩寒和郭敬明还不包括电影收入。

根据开卷图书“全国图书零售观测系统”监测显示，2013年中国图书市场规模约为500亿元，按照过往几年统计的，青春文学一般占图书市场1%的比例计算，青春文学码洋(定价×册数)超过5亿元。而这还仅仅是图书零售市场。

“在图书市场最稳定的是儿童文学，读者一茬接着一茬。”海天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部主任蒋鸿雁对深圳晚报说，在深圳，由于读书月等活动的影响，深圳的读书氛围非常好，读者群很大，尤其是青少年，因此青春文学在深圳的市场亦十分可观。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出版社都想深圳推销，导致深圳图书市场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除图书收益可观外，郭敬明们在以《最小说》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杂志，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青春文学滥觞自深圳

1996年，深圳育才中学高中学生的一本《花季雨季》，成为青春文学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深圳也因此成为青春文学的发源地。

“深圳是青春文学发源的地方，这个没有任何异议。”深圳市中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对深圳晚报表示，1996年，曾为育才学校高中学生的郁秀，在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花季雨季》，一时行销国内，售出超过一百万册，盗版可能高达两百万册，拉开了青春文学的序幕。

据深圳市作协专职副主席、深圳市中学生文联名誉主席杨宏海回忆，其实《花季雨季》在1996年走红之前，沉寂了数年之久。1990年前后，杨宏海是作协会员，家住在深圳大学附近，与郁秀的父亲，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熟悉。

还是深圳育才中学高中学生的郁秀，就把打印下来的一摞厚厚的文稿，拿给杨宏海。面对这么厚厚的一摞中学生的作品，工作比较忙的杨宏海也没有立刻就拿起来看。“但是我的女儿偶然翻看了文稿之后，说写的就是她们的生活，非常鲜活。”杨宏海对深圳晚报说，“我女儿同样是中学生，她的意见更有代表性，因此引起我的注意。”

读了郁秀的作品之后，杨宏海对作品中的故事表示惊讶：父亲发生婚外恋，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是当孩子发现爱他父亲的是个知识分子，和父亲更合适的时候，孩子居然劝母亲分手。

“这就是深圳的包容性对孩子已经产生的影响。”杨宏海说，“这种在其他地方可能会遭到批判的思想，在深圳能够公开说，这也是这本书出彩的地方。”

但是遗憾的是，当杨宏海把这部作品推荐到相关部门时，并没有人注意这部作品，直到后来中央宣布评选五个一工程奖，才被人想起。“结果在海天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效果。”

巨大反响产生以后，很快在1997年，根据书籍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被搬上银幕，影响了一整代人。同时，这也是青春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改变成电影、电视剧。

错过的十年

在早期青春文学发展进程中，深圳以昂扬的姿态打开局面，却迅速归于沉寂，遗憾地错失了将近十年光阴。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青春文学最先在深圳发端，而且也最早结合市场推出了同名的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1996年以后的青春文学市场，深圳缺席了近十年之久。

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启动了号称“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发难，引发社会各界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深度思考”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极力为之推波助澜。

作为B组(初中和高一组)一等奖获得者韩寒，以“叛逆”、“高才留级生”等标签，吸引了最多关注。随后的第二届、第三届等新概念作文大赛，又接连出现郭敬明、张悦然等影响巨大的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作为一个新兴事业正式站稳了脚跟。同时，也形成了在青春文学的英雄谱上，只有上海，只有新概念的刻板印象。

从1996年深圳诞生青春文学，到2006年韩寒、郭敬明们彻底占领青春文学市场，时间整整过去的十年，在这个进程中深圳也失去了十年。

2004年，深圳成立深圳市中学生文学社联合会，对全市文学社资源进行整合，深圳新一轮青春文学作家的培养终于开始。

但是，这时候深圳与青春文学市场已经更远了。2012年开始，郭敬明及旗下公司又携《小时代》进军影视，至2014年《小时代3：刺金时代》上映，仅三部电影票房总计就超过13亿。而韩寒于2014年导演的《后会无期》票房亦高达6.5亿。

先入市场后进文坛的一代

作为“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一代，早期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粉丝群和盈利模式，青春文学市场格局大体稳定。

传统的作家取得市场认可的一般路径是，先由文坛认可其作品价值，而后作品走向畅销，韩寒、郭敬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路径，走出一条先出名，形成粉丝效应后作品持续畅销的道路。也因此，这拨“80后”青春作家被认为是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

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认为，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与韩寒、郭敬明们，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作家。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是在文学社、文联、出版社等的帮助和支持下，慢慢走出来的；而韩寒、郭敬明们，则是直接由市场在中国的经济中心选择出来的。

2000年，韩寒出版作《三重门》，在中学生群体中赢得大量粉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郭敬明则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出版《爱与痛的边缘》和《幻城》，奠定了自己在青春文学圈里的地位。随后二人又先后进军影视圈，热度至今不减。

“现在出现一个郭敬明、韩寒难度很大了，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青春文学刚刚发端，他们走得比较早。但是现在出现的青春文学作家太多了，想走出来太难了。”曹文轩对深圳晚报说。

对于这个观点，谢晨也表示赞同：“他们出道很早，各自的粉丝群已经形成，传播渠道、传播方式都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在曹文轩看来，韩寒、郭敬明等，只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应该成为深圳的追求。

“他们不是属于哪一个城市的，就像韩寒不只是上海的，郭敬明同样不属于四川一样。”曹文轩对深圳晚报说，“但是袁博和郁秀一定是属于深圳的。”甚至在曹文轩看来，韩寒、郭敬明们是否属于青春文学作家都需要重新考虑。

深圳文化传播的先天弱势

作为一个后起城市，深圳在文化积淀、文化工业上存在着先天的弱势，要形成全国影响力，仍然需要时间。

深圳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承认，深圳在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播上，存在着先天弱势，使深圳青春文学现在虽然呈现百花齐放局面，产生的青春文学作家却在圈子外知之甚少。

对文学而言，除了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出版发行。在深圳，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深圳出版界，出版发行能力相对是短板。在出版社方面，深圳本土出版社只有海天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4年，深圳的“动物小说王子”袁博的新作《火烈马》在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谈及为什么没有选择深圳的出版社，袁博表示，作为主要面向儿童的读物，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管是在装帧设计，还是印量、发行上，都具有诸多优势，因此做出如此选择。

“之前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流失到深圳以外的地方出版了。”蒋鸿雁介绍，作为文学类图书的主要编辑部门，该编辑部仅五名编辑，其中只有三名专职负责文学编辑。囿于人力所限，编辑部只能根据市场，重点选择某一个方向的图书。

而由于城市出版社的特殊身份，本土出版社还要承担很多为城市发展服务的工作，配备专门人手，因此“与专业的少儿出版社、文学出版社相比，我们没有可比性”。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也曾表示，深圳既有好的作家，也有畅销书，如深圳市作协主席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曾连续获人民文学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以及畅销书《时间的玫瑰》，也是深圳作者写的，但是都是在深圳以外的地方出版的。

“从文化上来讲，深圳还是一个小城市。”杨宏海表示，“与北京、上海等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相比，深圳相差太远，所以韩寒、郭敬明在那样的城市出现，并不奇怪。”

深圳青春文学机会再现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深圳的青春文学又呈蓬勃发展态势，“未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韩寒、郭敬明的那一波风头重新抢回来”。

2014年在谢晨看来，是深圳青春文学爆发的一年。深圳实验学校高二学生欧阳婧祎完成了“全国中学生首部古典文学评点文集”《情越千年》，原红岭中学高三学生张为完成了“国内首部中学生经典哲学心得文集”，来自深圳的动物小说王子袁博则完成了新作《火烈马》，被列入“2014世界读书日十大推荐书目”。

除以上三位风头正劲的青春文学作家外，深圳的青春文学圈还活跃着赵荔、张悉妮、谢然等一批创作水平颇高的青春文学作家。

“在90后青年作家里，袁博其实已经是领军人物了。”蒋鸿雁认为，图书市场的出版和社会的欣赏水平，都有周期性的转变，1996年青春文学从深圳发端，海天出版社出版了《花季雨季》是一个周期，后来的韩寒、郭敬明则是另一个周期，“未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韩寒、郭敬明的那一波风头重新抢回来”。

并且在蒋鸿雁眼中，虽然韩寒、郭敬明商业操作非常好，但却不能代表中国青年的正能量，“他们肯定不是政府扶持的青年作家”，所以目前需要出版更多能够代表阳光心态的作品。

而在深圳的众多青春文学作家里，赵荔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赵荔而言，传播最广的作品当属与英国创意大师、联合国创意产业顾问委员会成员约翰·霍金斯合著的《遭遇创意团队》。

2008年，15岁的赵荔参加了校园英语翻译家大赛，一举夺得了冠军，引起了上海创意学院院长的注意。此时恰逢上海创意学院常务副院长约翰·霍金斯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英文创意著作需要翻译成中文，于是有了霍金斯和赵荔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后，霍金斯被赵荔敏捷的思维和奇妙的想法所吸引，提出要和赵荔合写一本书。《遭遇创意队》问世后，2008年12月，赵荔凭借该作品获得了2008第三届中国创意产业年度大奖的“先进个人奖”。

2013年，在和自己的青春文学作家朋友们交流时发现，刚到美国读大学的赵荔发现，大家都觉得先做着的培训班很不靠谱，于是决定和朋友们一起做起了“新想法”教育，利用自己的作家资源和身在美国的外语资源，主要针对创意、写作、外语进行培训。

“我认为她将来的发展会很不错。”杨宏海表示，“也许她走的就是韩寒、郭敬明成才之路之外的另一种途径。”

对于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中，能否出现耀眼的巨星，杨宏海认为，文学是一项长期事业，培养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能要几代人的时间，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应该给它足够的成长时间，“(即便深圳出不了能够影响全国的文学巨星)如果有人立志就是要向纯文学靠拢，向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学习，回归文学本体，那也是深圳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