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路遥名著改编的56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影视与文学原著的关注，也让影视剧在精神层面具有了高度。其实，影视与文学的跨界合作由来已久，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红高粱》《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陕西也早有这方面的尝试，并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陕西小说频频“触电”

陕西由于特定的地缘条件和文化氛围，文学界不时涌现出艺术性极高的作品，陕西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身份使得他们有更高的平识和平民情怀，对于社会底层，给予格外的关注，张扬人的良心、良知和人文关怀，具有独特的民间文化视角与审美方式。作品极具感召力，改编之后的影视剧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喜爱。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的作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被搬上过银幕，根据他的作品《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曾一举获得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奖等多项大奖。《平凡的世界》也曾在1989年被改编为14集电视剧。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扛鼎之作《白鹿原》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形式。日前，电视剧版《白鹿原》也已提上拍摄日程。

陕西另一文学巨匠、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的作品也很早就被改编成影视剧，改编自《鸡窝洼人家》的《野山》获得第六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六项大奖，小说《高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此外，根据陕南作家李春平《郎在对门唱山歌》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过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视节“传媒大奖”和竞赛单元５项大奖。由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改编的《盘龙卧虎高山顶》、叶广芩《青木川》改编的《一代枭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吴文莉的《叶落长安》、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都改编后在央视等热播，引起了人们对陕西文化的强烈关注。

互惠互利 共生共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影视剧会选择改编，西北大学影视艺术学副教授高字民表示：“我觉得编剧改编原作不外乎两种目的，一种是改编自畅销作品，利用原作的影响力去增加电影的收入，追求商业和卖座；另一种则是导演和编剧个性化的表达，出于个人意愿把小说用到电影剧本里面，他们看中了优秀作品的叙事和表达，就是表达对优秀作品的致敬。这个时候反过来电影对原小说也有一定的推销作用，比如张艺谋改编莫言的《红高粱》，其实那时候莫言还不是很出名。”

著名作家高建群表示，文学可以给影视注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其精神境界。文学名著毕竟更加深厚，好的导演和编剧会看出来原著的重心，能抓住着力点，这样改编出的作品在贴近原著精髓的同时，票房自然也不会差。

另一方面，好的影视作品对原著也会起到助推的作用。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是，不少读者是先接触了影视作品，再回头去读书的，荧屏上的影视作品同时也促成了读者的阅读“回流”。小说拍成影视剧之后，对宣传原作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非名著文学作品，很多人会通过一部电影去认识一个小说家。从某种角度而言，给了文学作品二次销售的机会。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热映后，原著也一跃成为销售超过150万本的畅销书。

切忌急功近利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为文学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知名度的同时，影视给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有目共睹。目前的改编热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倾向，为了迎合市场，一些作品被打上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急功近利之下，文坛创作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被弱化，这也给影视与文学的协奏曲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是悲剧基调，却被导演改成了喜剧，虽说电影《高兴》口碑不错，但对小说的命题而言却是一种背离。

高建群谈到，虽然总的趋势是好的，但希望个别编剧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技巧型地改编文学作品，因为这种技巧型的改编会让人觉得影视剧中缺少现实生活，人物会缺少个性。不管是对影视作品，还是对原作，都是一种伤害。

为文学和影视联姻筑高台

如果将文学与影视进行有效对接，将会起到一种“双赢”的作用，对宣扬本土文化的作用也不容小视，省作协为此颇费心思。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表示，“加大文学与影视的对接融合，需要建立常态化服务平台和推介机制。”近年来，为加大对文学影视化的扶持，陕西省作协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上百家影视公司形成了常态化供求协调机制，与陕西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签订了影视剧合作战略框架协议，与西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建立了影视剧本、文学脚本创作合作机制。2014年，省作协在咸阳召开了中国新农村影视题材影视对接会，还与西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开展了文学影视作品对接会，对接了40余部作品。“我们要大力倡导搭建作家交流互动和作品展示推广的平台，加大作品推介力度，推动作品的全版权运营，从而更好地繁荣和发展陕西文学。”

影视剧与文学的亲密接触已越来越频繁，希望陕西能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在更好地反映本土人文风情上做足文章，让文学与影视更多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在为陕西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将更多的陕西元素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