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去30年“佛山故事”经历了从企业家自然生长，到政府接力引领的历史演进。那么下一个30年的“佛山故事”，又将如何来书写？

本周以来，本报“观察十年、佛山十策——致佛山市的十封信”大型系列报道一经推出，即引起市内外各界思维激荡，并开始吸引多方智慧加入这一场对话和互动之中。

对“佛山故事”的探讨和激辩，离不开一个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从佛山改革看中国”、“六个佛山故事”、“佛山故事的四个意外”……2013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与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合作的一项调研，将佛山过去35年的增长故事，系统地展示出来。

15日，张燕生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认为，过去35年，佛山增长的故事就是一段政府转变角色，促进市场形成的历史。“佛山故事”展现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府与市场这对关系，对一个城市及国家的增长究竟有多么重要。

“佛山故事是独特的‘养孩子’模式。靠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帮助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佛山创造了工业广东省第二、全国第五的地位，这应当讲是一个奇迹。”基于这一调研，张燕生对佛山下一个35年提出建言。他认为，新 “佛山故事”要讲好，重在政府与市场继续合力和创新，从过去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经验汲取智慧，持续不懈的改革。“故事的主角最终是人”，他说，佛山要重视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聚集新人才，重新筑起发展新活力。

总指挥：王垂林 姚燕永

监制：胡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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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统筹：林焕辉

编辑统筹：梁锐

出品：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部

佛山再透视“养孩子”的佛山是研究中国的好样本

珠三角发展模式有三种，我较看好佛山这种“养孩子”自主发展的模式，对这一模式的研究，对全国有更好的示范意义。不是特区，也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地区，就是一个地级市。“佛山模式”的特征就在于靠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激发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靠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补位。

南方日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转型，你为何选择佛山作为一个城市样本？

张燕生：珠三角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2012年，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与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合作，琢磨研究哪里、研究哪种发展模式，才更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借鉴价值。在我看来，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东莞模式：其增长模式表现为“领孩子”模式。“领孩子”重在招商引资，吸引境外资本和企业前来投资，以此驱动区域社会、经济大发展。这种模式，在国际经济产业分工中，嵌入到跨国公司产业体系中去，占据中低端的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更多是一种制造业“代工”模式。优点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较好启动“干中学”进程。缺点是容易被锁定在中低端，转型升级难。

第二种模式是佛山的“养孩子”模式，“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大。这当然存在两种可能，“养好”或“养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是自己养育的就会更亲。这就突破了“代工”模式的局限，形成独立自主发展的模式。

第三种是深圳模式，即特区模式。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和桥梁，它享受其他地方难以享受到的特殊政策。

我们考虑的是，哪种模式在全国有着更好的示范意义，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更远的将来都具有借鉴的价值。从路径依赖的研究角度，既要研究区域的现在，又要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要看未来35年，即2014-2049年。从这三个30年的路径依赖来看，我们觉得佛山是最好的研究样本。

我们确定的题目是“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据此研究佛山的经济增长案例。希望借透视佛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中国的深化改革提供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及教训。此次我们分14个专题展开调研，下一步还将继续把相关研究的成果整理出来。

南方日报：在全国经济转型中，佛山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张燕生：佛山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城市，无论是在市场发展中取得的成就，还是在应对中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失衡挑战，都具有代表性。佛山，不是特区，也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地区，就是一个地级市。佛山模式的特征就在于靠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激发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靠“养孩子”的模式，自主生产的体系，草根发展的动力，靠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补位，让工业成为广东第二、全国第五。同样，佛山下一步的转型升级仍举步维艰，转型如何解决好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融资、缺能力的瓶颈问题；升级如何解决好从创业活力到创新活力的要素转变；发展如何解决好对标德国、对标国际高标准样板新一轮“干中学”进程，始终困扰着佛山各级领导和企业家们。

可能有人会提，深圳发展得不错。但深圳是特区，可复制和可推广是受到制度限制的。东莞“领孩子”模式好，但个人认为始终是一种阶段性的发展模式，是代表过去35年的模式，它不是未来35年的模式。如何建立领来的孩子与养育的孩子之间的合作转型升级的良性关系，东莞始终没有解决好。

下一个故事当前佛山面临着与35年前类似的困境

虽然佛山产业已成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但很多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仍只有两三岁，创新资源和要素严重不足，这种短缺与1978年的情形类似，只不过螺旋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层面。但很多问题不是佛山自己能够解决的，需要大环境的系统变革。

南方日报：佛山讲好改革开放过去35年的“中国故事”，靠的是什么？

张燕生：靠的是三个活力。佛山是一个最具创业活力的地方。依据在于，佛山工业产值排全省第二，仅次于深圳，超过广州；GDP闯入7000亿俱乐部；产值4000亿以上的产业集群，就有4个。佛山过去35年创造的奇迹，是一批又一批市场意识敏感的企业家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竞争的结果。

其次，过去35年佛山具有很强的发展活力，主要来源于放水养鱼，也就是政府的权力更多地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减少对市场和企业的直接干预，通过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让不少优秀企业在过去35年，比如美的，从小至大成为千亿企业。

再次，过去的35年，佛山还有很强的社会活力，即民众参与、社区自治和创新社会管理。佛山的探索，在全国来讲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南方日报：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你认为，佛山如何讲好下一个35年的故事？

张燕生：“新常态”只是相对“旧常态”来讲，在我看来，无论是放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佛山故事就是佛山故事。我们上一轮的研究重点放在过去和现在，而关键更在下一个35年，即2014-2049年，佛山如何迎接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及需要克服的问题。

“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低速增长，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然后从过去的重经济发展转向更重视改善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的优化发展。可以给出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在新常态下，佛山故事要继续讲下去，要适应新常态，在新的条件下实现转型发展，难度是不亚于前35年的，甚至远大于前35年。

南方日报：佛山这样一个以制造业、民营经济为主的城市要讲好新35年的故事，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

张燕生：刚才讲到，前35年走得很好，主要靠创业活力、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三种活力。但创新层面的活力不足正是佛山首块短板。“五缺”（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融资、缺能力）限制是全国实体经济转型普遍存在的，很多问题不是佛山自己能够解决的，需要大环境的系统变革。实际上，改革开放35年后，佛山又面临着35年前类似的困境。虽然佛山产业已成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但很多企业创新能力仍只有两三岁，创新资源严重不足，这种短缺与1978年的情形类似，只不过螺旋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层面。创新活力的提升，离不开高端人才的聚集，对佛山来说，这是一个要下大功夫解决的问题。

其次，佛山走向创新驱动，就要营造创新环境。关键一点就是，从前35年主要靠汗水支撑的增长转换为新35年靠智慧支撑的增长，需要培育引进一大批能够引领新经济发展的大批领军人物，成功把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工程师的技术发明和民间的各种创新成果，在佛山转换成产业化创新成果，形成一种新经济活力。这既需要原来各种活力的支撑，同时还要具备强大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各类平台和网络。我认为，在一个非特区的地方，在一个非省会的地方，在一个不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地方，如何营造一个支撑研发创新的环境，引领各种创新要素的空间聚集，从依赖要素转换为创新驱动，对佛山、广东乃至全国的转型，都有着示范的意义。

第三，佛山应加强品牌、渠道的建设和转型升级。品牌是无形资产，渠道是全球的供应链管理和跨境电商，在新35年中，如何更深地嵌入到全球产业的高端链条中去，是佛山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融资问题。佛山过去的35年，真是走得非常不容易。正规金融的支持是严重不足的，不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还是现代互联网的融资，都是不够的。下一个30年要实现创新驱动、人才集聚和生态文明，关键在于金融与产业发展如何更好结合起来，而这又取决于宏观和总体层面的金融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第五，实现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发展质量，低碳化、高效化发展，对佛山的传统行业，像陶瓷、家电、技术制品、装备制造，都会是严峻的挑战。

最后，释放城市开放活力。不是说佛山不开放，而是需要更开放。下一步，佛山要树立起全球视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站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一带一路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走出去”战略等，佛山要怎么参与、如何把握、如何准备和提升，都要深入思考。

人的传承实业创新精神是不可复制的财富

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可以搭建一些对接国际资源的培训平台，提升本土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水平，特别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培养，让原来的活力，特别是企业家专注实业、创新创业的精神这一不可复制的财富，继续传承下去。

南方日报：佛山下一个35年的发展，主角必定是“人”。佛山适应新常态，推进转型升级，要在人才聚集上下功夫。那么，如何解决佛山对人才的吸引度问题？

张燕生：佛山如何能吸引足够的人力资本？这可能还需要20年的时间来解决。一个地级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核心问题还是因为佛山过去35年是一个以生产和工业为主的城市，城市的其他功能发展得不充分，比如优质的生态环境、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高端人才更看重城市的综合环境。

佛山关键是要善于借力，一方面要用好国家的创新体系，与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研发机构以及龙头大企业合作，一方面要与欧美日韩、港澳台的创新资源合作，搭建起一个完善的创新网络，帮企业解决技术来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服务等问题。

南方日报：在向创新型经济转型过程中，佛山庞大的企业家群体，应如何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张燕生：在过去的35年，佛山靠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帮助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创造了工业广东省第二、全国第五的地位。

没有创新、创业的精神，不能称之为企业家。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可以搭建一些对接国际资源的培训平台，提升本土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水平，特别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培养，让原来的活力，特别是企业家专注实业、创新创业的精神这一不可复制的财富，继续传承下去。

一定要对问题有聚焦、有研究。佛山这个“养孩子”模式，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人才、职业技术人才？而不要只是学习其它区域，关注引入千人计划、海归人才。这些高端人才，与佛山产业能发生什么样的联动，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通过引进他们形成新的创新活力，这些问题更要仔细钻研。

南方日报：佛山积极打造中德工业服务区，期望通过这一国际合作，补足产业链条上较弱的工业服务这一环，在你看来，佛山通过中德工业服务区应该引进什么？

张燕生：佛山提出来下一步目标是要对标德国，也就是把为德国培养高品质制造业提供中间增值服务的工业服务业引入中国，力图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环境对接。珠三角的六个重大合作平台，中德工业服务区是我较看好的其中一个。我认为，佛山或者广东下一步转型榜样是德国，或者是欧洲。美国创新活力是世界顶尖的，但过去20年有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向。德国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佛山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城市。未来20年，佛山最好的学习榜样是德国，包括发展工业服务，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如何凝聚成合力，都是要去借鉴的。现在主要是制度和方法，我们给这个平台提出建议是引资，引智，即引人才，引技术，更重要在于引制。

政府与市场过分强调市场没有佛山过分强调政府也没有佛山

政府和市场是佛山这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过分地强调市场就没有佛山，过分地强调政府也没有佛山，只有他们相互推动促进才能做得好，当然仅这两个力量也不够，还要社会之手。

南方日报：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三个不同阶段的30年，必定是有所传承。佛山改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未来政府更应该做好什么？

张燕生：佛山现在站在又一个35年的新起点，未来发展需要结合传承前35年的智慧与经验，通过持续不懈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带来脱胎换骨的制度、商业模式和环境的转型。

“新35年”即2014-2049年，过去35年是1978-2013，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35年，其实佛山很多地方都是走在全国最前面的，特别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何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竞争性的市场需要更明确的制度来维护市场秩序，而制度需要政府主导提供。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讲得非常清楚，政府重在弥补市场失灵，即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就要起作用。那么政府在哪些地方能起作用呢？首先是公平，包括像收入分配的公平，包括基尼系数的持续下降，围绕着公平问题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住房的基本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幼稚阶段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创新服务等等，这些有较强社会属性的问题应该由政府主动承担解决。

佛山积累的大量经验，将给新35年政府作用应该怎么发挥提供启示。在我们研究看来，过去35年，佛山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补位工作上做得非常好。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前35年可以2003年大佛山行政区域调整为界线。在前15年，这座城市明显更依赖市场之手去发展。2003年五区融合之后，政府的统筹力量则在加强。依照这样一个轨迹，新35年，能否判定政府之手会更有所作为？

张燕生：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良性互动，佛山已历经了几个阶段，在草根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市场之手的作用是更突显的。但是，从现阶段来讲，要形成国际竞争力，光是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够的；创新环境，市场也不能解决；新人才、新投资、新生态、新能源的引入，基础、应用、开发的研究平台，仅市场一方面也不能解决好。

政府和市场是佛山这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过分地强调市场就没有佛山，过分地强调政府也没有佛山，只有他们形成合力相互推动促进才能做得好，当然仅这两个力量也不够，还要社会之手，包括法治建设、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

【人物名片】

张燕生，曾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发改委重点课题等。他早年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此后从事外贸、外资，以及对外开放等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动力转换，以及新时期发展战略方式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与佛山】

2012年，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与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合作，组成一个由24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并耗时一年开展了《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佛山案例研究》，希望透过“佛山样本”总结出中国改革的经验和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