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现在是,过去也是经过缜密部署的国家政策,并一直由中国领导者设计与控制.因此,开放政策的动机、导向和发展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特定的政治项目.阐述与执行这一项目,必须基于宣称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党的利益的基础之上"[1].当年这段来自于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话,尽管并未直指中国的传媒业,却对这个充满着变革的传媒领域,同样意味深长.

一、重庆卫视的改版与可能的启示

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学界曾热烈地讨论着一个关于电视媒介"公共性"的话题,而话题的诱因便是作为中国省级地方卫视之一的重庆卫视自2011年开始的几番改版.在不断尝试着传媒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今天,重庆卫视的改版从起初的高调出发、旗帜鲜明,到其后的低调复归、讳莫如深,两次戏剧性的转身在吸引着各界人士关注与热议的同时,也在莫衷一是的舆论漩涡中暴露出转型时期中国大众传媒业的抱负与野心、期待与犹疑、理想与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2011年3月3日,《重庆日报》要闻版发表了一篇名为《努力把重庆卫视打造为广大受众喜爱的公益频道》的专访稿,通过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何事忠之口,对3月1日正式启动的重庆卫视全面改版进行了深入解读,同时也对其改版伊始便遭到的社会质疑进行了自我辩护.这篇稿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介绍重庆卫视"一不二减三增"的改版特点("一不":重庆卫视在任何时段都不再播商业广告."二减":一是减少电视剧播出量,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二是减少外购外包节目播出量."三增":一是增加新闻节目播出量;二是增加自办专题节目和文化栏目;三是增加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介绍作为"政府履行推动其公共文化发展职能"的改版意义;介绍"四大根本性变化"的改版举措(一是实现由同质化向特色化转变;二是实现由外购外包节目为主向自办自创节目为主转变;三是实现由迎合市场向引导受众转变;四是实现由商业广告支撑向政府财政支持转变.);以及基于社会各界对改版"三大疑问"(什么是"中国红";什么是"公益频道";如何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的回答和重庆市委提出的一点希望("希望广大受众把办好重庆卫视当作自己的事,踊跃参与进来,多提建设性意见,共同努力把重庆卫视打造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公益频道").

然而,在这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解读性稿件话音犹在的仅仅一年后,重庆卫视却又以一种缄口不言的方式进行着向改版前的复归,其标志性事件便是2012年3月15日重庆卫视晚间《重庆新闻联播》播出结束后紧接着出现的一则阔别已久的商业广告,以及3月26日重庆卫视黄金时间段中电视剧的重返荧屏.

不可否认的是,重庆卫视的改版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颇可足观的争议,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无论是反对改版的一方还是支持改版的一方,似乎都能在这场试图大刀阔斧、异军突起的变革中找到对重庆卫视打造"公益频道"不尽认同与甚为担忧的说辞(例如"公共电视"不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及"公共电视"未必要禁播广告等).

在诸多反对与质疑声中,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的《否定广告的实质是否定市场经济》[2]一文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在这篇不到三千字的文章中,尽管喻国明只字未提"重庆卫视",但却以"限制广告发展,违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广告助推民族品牌崛起,限制广告将严重削弱国家竞争力";"广告促进媒体市场化,让中国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广告反哺节目,让电视变得更好看"这四个鲜明的观点直指此前宣布任何时间段都全面取消商业广告的重庆卫视.不仅如此,喻国明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更毫不讳言,"公共电视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中国的公共电视台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而重庆卫视是在走回头路,违反媒介的发展规律.如果中国的电视台都像重庆那样回到原点,我国也就不用改革开放了."[3]

与之相对的是,以重庆卫视的改版为契机,学界却在另一番语境中开启了一场对于大众媒介"公共性"的集体反思,借助重庆卫视改版涟漪中备受聚焦的"公共电视"与市场以及"公共电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两大争议问题,进行了一次对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的模式创新和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大众传媒思想解放的大胆呼吁.而这其中,尤以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媒研究中心发起的以"电视的公共性与重庆卫视改革"为主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论坛"最具代表性.在这场讨论中,华裔学者赵月枝教授通过其《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4]一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媒体去商业化改革的再思考以及中国重构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的必要与迫切的呼唤.上海师范大学的石力月博士通过其《历史的视野与非本质化的"公共性"——论重庆卫视的改版》[5]一文,基于历史的视野对重庆卫视将"公共性"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实践尝试表示肯定.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在其《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6]一文中也再次直面了"中国的电视的公共性究竟应该如何建立"这一问题,并且提出政府补贴与商业广告都不能等同于公共电视"独立性"的消失,而如何运用政府补贴、如何运用广告以及"如何让中国的广电传媒资源更多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这才是今天判断中国电视"公共性"的尺度.

综上所述,如果说2011年3月重庆卫视的改版,引发了国内学界一场关于拒绝广告的"公益频道"究竟是"倒退"还是"突围"的二元论争的话,那么2012年3月重庆卫视的改版复归,则让人看到了转型中国公共性媒介建设的任重道远.换句话说,值得人们深思的并非是在当下中国的媒介环境中,"公共电视"作为形式的存在与否,而恰是如何正视当下社会需求与时代使命,将这场"未完成的突围"中所有值得保留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继承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转型社会"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媒体在转型过程中正在扮演的角色与无可回避的任务进行冷静的观望与反思,唯此,才能在媒体的"公共性"与中国社会之间找到合理的逻辑关联与顺畅的实践通途.